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是完善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這一總目標的確立為下一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改革開放指明了方向，對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的方方面面將產生巨大且深遠的影響，具有劃時代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國家治理現代化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總目標，是實現中國小康社會的關鍵所在。理論界對此進行了廣泛而深入的研究，呈現出不同學派。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對國家治理問題進行分析，研究結果表明，國家治理本質的要求是對生產關系的治理要適應生產力的發(fā)展，要體現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國家治理走向現代化就是要形成政府、市場、社會的良性互動，適應國家治理的本質要求和內在邏輯。

國家治理的本質是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發(fā)展

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基本原理和方法出發(fā)，我們認為，所謂國家治理就是指在一定的社會政治經濟秩序基礎上，政府、市場和公民社會三者互為耦合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體系。其中，國家治理的最本質要求就是對生產關系的治理要適應生產力的發(fā)展，對上層建筑的治理要反作用于經濟基礎，最終達到經濟的可持續(xù)發(fā)展和以人為本的和諧社會。

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揭示了生產關系要適應生產力發(fā)展的重要規(guī)律，揭示了人類社會發(fā)展的客觀過程。列寧也指出：“只有把社會關系歸結于生產關系，把生產關系歸結于生產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據把社會形態(tài)的發(fā)展看作自然歷史過程，不言而喻，沒有這種觀點，也就不會有科學。我們認為，國家治理是既定范圍內維系秩序運行的主體及相關制度、機制相互作用的過程，也就是生產力及與之相適應的社會生產關系的演化和發(fā)展過程。因此，

面對新時期新形勢，黨中央在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總目標，即完善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v觀改革開放后三十多年的制度變遷過程，是從計劃經濟體制漸進式地轉型為市場經濟體制的過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逐步確立和不斷完善的過程，是中國從全能主義國家治理模式邁向現代國家治理模式的過程。隨著國家治理模式走向現代化，中國社會經濟也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具體說來，隨著生產資料所有制及分配制度的調整，國家對私有產權的保護力度增強，勞動者積極性被充分調動；維護市場經濟運行的各項規(guī)章制度不斷完善，整個社會生產過程持續(xù)高速運轉。政府對市場的干涉程度逐漸降低，而是注重加強法制建設，提高行政管理效率。社會運行充滿活力，人民群眾的自主意識增強。改革開放后的三十多年，中國的社會生產力產生了飛躍式發(fā)展，經濟一路高歌猛進，中國從一個貧窮落后的國家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生活也基本完成了從溫飽到小康的轉變。由中國國家治理模式的變化過程可以看出，國家治理模式從政府過渡介入市場并深入滲透和控制社會的全能主義國家治理模式逐步轉向政府、市場及社會三元并存與互補的現代國家治理模式的過程，其本質是對生產關系的治理要適應生產力發(fā)展。

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面臨的問題及路徑選擇

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角度分析來看，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是在中國經濟社會步入“新常態(tài)”的背景下提出的，也反映出“新常態(tài)”下中國國家治理的目標和訴求。從表面上看，中國經濟新常態(tài)面臨的是經濟增長速度下滑，各種社會矛盾不斷突顯的問題，其實質就是生產關系沒有適應生產力的發(fā)展。生產關系的基礎是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因此，國家治理現代化問題的關鍵，也必須首先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入手。

從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的角度看，中國國家治理現代化面臨的問題就是上層建筑如何適應經濟基礎。在改革的不斷進行和深化中，中國政府的角色正在逐漸從“管理者”向“服務者”轉變，從“全能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從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看，誠然，“全能型政府”能夠積極地推動市場化改革，并且有效地維護社會穩(wěn)定，但是另一方面，政府在目標、體制、行為、功能等領域也存在著諸多不適應乃至阻礙市場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的消極因素。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雖然已基本形成，但仍需全面深化。市場經濟在運行過程中仍存在諸如動力不足、結構失衡、缺乏創(chuàng)新等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的存在導致市場經濟不能高效運行，使市場在國家治理中的作用不能充分發(fā)揮，市場對政府和社會提供必要財政和資金支持的能力也將被削弱。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關鍵就是構筑一個與當前經濟基礎相適應的上層建筑，即建立三位一體的現代國家治理模式。應當從政府、市場和社會三大主體出發(fā)，理順三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和作用機制，劃清各自的作用邊界，使其在各自作用邊界范圍能充分發(fā)揮作用，并且相互之間形成互惠共生、良性互動的關系，從而實現國家治理的最優(yōu)效果。具體而言，政府應提高自身法治化水平和公共服務能力，從過度介入市場和社會的領域逐步退出。政府還應引導市場逐步優(yōu)化所有制結構，實現對資源的有效配置；引導社會有效整合利益結構，充分發(fā)揮國家治理穩(wěn)定器的作用。國家治理現代化，即構建“法治化的公共服務型政府”、“有效的市場經濟體制”和“利益整合型公民社會”三位一體的現代國家治理模式。

（作者系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景維民）

（文章摘自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論壇第十八屆年會論文集）

(責編：萬鵬、謝磊)